《信任》主要观点
几年前，一篇名为《赤兔之死》的作文风靡全国，也掀起了一阵“诚信”讨论的热潮。时过境迁，当若干年后再一次回顾当年全
社会对诚信问题深深的担忧，不禁汗颜。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的末尾，这个社会的人群间又一次陷入了深深的诚信危机。这样的危机，在网民们热议的“南京徐老太”事件中表露无遗。
南京徐老太事件
2006年11月20日，南京青年彭宇在南京水西门广场的83路公共
汽车站好心扶一名跌倒在地的老人起来，并送其去医院检查。不想，受伤的徐老太太及家人得知胫骨骨折，要花费数万元医药费时，一口咬定是彭宇撞了人，要其承担数万元
医疗费。被拒绝后，老人向鼓楼区法院起诉，要求彭宇赔偿各项损失13万余元。 面对这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此案惟一的证人陈二春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朋友们，以后还有谁敢做好事？”甚至还有网友在事后“恶搞”整理出了一套“做好人好事前必读的救助标准程序” 其中包括：
1.通知家人亲友前来处理
2.问老太姓名及子女
职业：
3. 从背包里掏出一张纸——《自愿接受救助声明》
4.用手机拍摄救助全过程
诚信二字，人尽皆知。可很少有人真正去思考过一个拥有诚信的社会是怎样的美好图景。然而，日本学者福山在他的《信任》一书中，告诉了我们一些重要的东西。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一位日裔美籍学者，1952年生于芝加哥。他曾获得康奈尔大学古典学硕士学位和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供职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其代表作还有：《
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1992年）。
对于这本书，北大的郑也夫教授有三大特点使该书不同凡响。第一，讨论信任对
经济发展的影响，信任程度影响经济发展；第二，以比较
文化的视角研究信任；第三，强烈的批判色彩。
这本书神做早的主要目的在于对“后历史”时期全球经济秩序进行了全面地透视，揭示了经济
生活的社会准则，并告诉我们如何赢得全球化挑战。它对国家文化中被“神圣化”的基本准则进行了全方位分析，这些准则对经济繁荣起到了关键作用。 同时作者强调，只有高度信任的社会才能构筑稳定、规模庞大的
商业组织以应对全球经济的激烈竞争。
全书共分五部分：
第一部分：信任的理念——信任的重要性何在？
第二部分：低信任度社会与矛盾的
家庭价值观
第三部分：高信任度社会以及非营利性社群性的挑战
第四部分：美国的信任危机
第五部分：增加信任
事实上，本书看似包罗万象，但核心观点依然直指信任对社会的重要性。
首先，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无法从理性投资中得到，而是从
宗教、传统、习俗中产生。这个观点也与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新教徒为什么能够在资本主义竞争中领游雀先这一问题遥相呼应。福山在书中用了大量篇幅来讨论文化因素——作为一个容易被古典经济学家所忽略的因素——在社会进步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文化背景的不同可以导致截然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
于是，在基于对文化重要性的认同上，作者认为：社会的文化传统决定着信任程度的高低，也深刻影响着经济发展。他用翔实的多国比较研究论述了这一观点。其中，低信任文化的代表国家有：中国、意大利南部、法国；高信任文化的代表国家有：日本、德国、美国。
在低信任文化的国家中（中国、意大利南部、法国），总体来看他们有如下特胡仿点：首先，企业规模小、家族色彩浓厚。其次，信任局限于家族范围内，
管理权难以超越血缘。第三，转型困难，无法发展壮大。这些企业因为其信任范围的局限，往往难以发展为成功的大型公司。作者以曾经在美国计算机行业颇具影响力的王安公司为例。作为美国有史以来由华人创办的最成功的公司之一，王安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曾一度达到营业收入22.8亿美元，雇佣32.08万员工的巨大规模。但是由于其浓厚的家族特性，使得该企业难以获得专业高效的管理人才来执掌大局，最终错过了重要的发展契机，导致其后来的破产。
而在高信任文化的国家中（日本、德国、美国），情况则大大不同。首先，他们拥有高度发达的中间组织，如教会、商会、工会、俱乐部、民间慈善团体等。其次，这样的社会具有组织非血亲大型企业的能力。再者，通过他们的高信任社会的优势，他们得以降低在建立信任上所花费的成本，最终提高企业竞争力。
那么，无论对于信任度较低的国家，还是对于信任度虽然很高、但目前也遇到问题的国家（比如作者提到的信息技术发展后在美国所造成的群体内信任的下降），作者认为未来组织的最佳模式是网络组织。这样的网络组织集合了大企业、小企业各自的优势，在其网络成员中遵从一套非正式的规则，因而不需要谈判、裁决、执行等程序，节省大量事务性成本并最终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
最后，是一些思考与疑问：
1、作者认为：在低信任社会中建立大型组织的一条有效途径是通过国有化来实现 。但是如果说大型组织代表着一种信任度高、规模庞大的企业结构，那么，其无限制增长带来的垄断会不会造成消费者与企业间不信任的增加？以中国为例，在这样信任度低的社会现实下，通过国家的政策扶持，许多产业中出现了类似于作者提到的“大型组织”，如电信、铁路、邮政等。但是，由于其垄断色彩，这样的大型组织和社会大众之间已经形成了彼此的不信任。因此，不知可否这样理解：大型组织同时需要成熟的监管机制与组织原则，来保证信任不被破坏。
2、中间组织本应当是保护社会信任的重要环节，可为什么在中国，“中介”反而成了贬义词？由此可见，对中间组织的监管十分重要。在缺乏约束的情况下，中间组织滥用其获得的“信任”的社会资本，结果会导致进一步的混乱。社会的信任犹如用竹筷搭建的塔楼，每一环节的缺失，都可能造成恶性的连锁反应，使社会成员间脆弱的信任不复存在。
3、信任已丧失殆尽的中国该怎么办？当政府都如“华南虎事件”中丧失公信力的时候，信任从何建立？笔者认为，应当寻找传统伦理与现代生产的结合点。今天，共产主义的信仰很难从根本上约束公民的作为，
法律成为民众唯一的参照。然而，法律的局限性使其很难从更加广泛的领域内加强一个社会的信任程度。此时，传统道德的复兴显得尤为重要。西方已经在宗教的基础上建立了广泛的社会服务系统。就中国而言，所谓的精神文明建设，可否把更多的努力投向对传统文化的保留和发扬上？